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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九军 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大整肃(罗版)四_空九军  

2017-04-24 10:32: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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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九军 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大整肃(罗版)四_空九军

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大整肃(罗版)四

(二)、空前大整肃

1971年9月16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29日发出决定:(一)、李德生到空军指导工作;(二)、成立空军五人领导小组,副司令员曹里怀牵头,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旷任农、副司令员薛少卿、参谋长梁璞参加,主持空军工作;(三)、空军军以下部队由所在大军区负责领导。

出人意料的是,五人小组的牵头人是副司令员曹里怀,而不是空军政委、党委第二书记王辉球。这是因为曹里怀一是空军的元老重臣,二是叶剑英的老部下。

马宁回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空军成了“重灾区”。当时,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亲自到空军坐镇处理危机。因为周总理最担心的还是空军,让李德生到空军坐镇也是非常之举。李德生领命后,立即到空军指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连续五天五夜没休息。事后周总理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受牵连比较大,这时候空军机关和下面部队都对空军领导不怎么信任了,因为他们把空军的方向搞偏了。因此,中央派李德生到空军指导工作。这期间,中央军委决定由曹里怀、王辉球、邝任农、薛少卿、梁璞等五人组成空军领导小组,由曹里怀牵头,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当时空军的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都有军委、总部领导参加。清查工作基本结束后,空军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军委、总部又在考虑空军新领导班子的问题。

林彪、江青2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清查出来的反革命集团成员以及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干部有211人,其中军师职干部84人。

一份被整肃的将军名单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同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员。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他们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林彪事件”后,首先被抓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付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先后被隔离审查。而职位最高,陷的最深的应该是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所谓的“4大金刚”。这几位前四野的高级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彪,林副主席一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停职反省”。

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

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

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

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胡萍、白云、何振亚、朱虚之

空军吴法宪办公室主任、吴法宪夫人陈绥圻

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

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

空军通信部部长李之诚

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

空军司令部二炮部长陈尔程

空军雷达兵部部长傅英豪,副部长唐旦

空军组织部副部长赵光第

空军干部部部长李瑞昌,副部长杨富珉、何汝珍

空军群工部副部长王德春

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

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龙道权

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

成都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丁钊

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

兰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王绍渊

南京军区空军原政治委员江腾蛟

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懋功

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胡林信

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

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牛润武、季鸿

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解长林

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查全伦

空三军政治委员张永亮

空四军政治委员王维国

空四军军长郑长华

空四军第二政委姬应五

空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

空五军第二政治委员冯健

空五军副军长马运河

空五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是桥

空五军参谋长吴云山

空六军军长吉世堂

空六军政治委员司中峰

空十二军长解耀宗

空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沈科

空十二军副军长张守恩

空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马进修

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马杰三

空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副师长曹庆章、龙振泉

空十三师师长王洪智

新疆革委会副主任、空九军政治委员李全春

空军政委王辉球

空九军 九·一三事件后的空军大整肃(罗版)四_空九军

解放战争时期,王辉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7纵政治部主任、1纵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1纵政治部主任、16军政委。建国后任5兵团政治部主任、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副政委。

1952年1月至5月,军区党委决定,由王辉球领导军区的“三反”运动;4月至7月,贵州军区进行精简整编工作,王辉球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领导。

1953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王辉球为军委空军政治部主任;4月15日,增补为空军党委委员、党委常委。同月,开始主持军委空军政治部的工作。王辉球制定了空军政治部机关会议、集体办公、工作计划、请示报告、检查制度,组建了空军政治学校,出版了《空军政治工作经验选编》。

1954年,王辉球组建空军政治学校,并兼任校长;1955年10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2月,空军监察委员会成立,王辉球为委员、常委。

1956年4月,王辉球参加了《空军政治工作经验选编》一书的纲目拟定和书稿的审稿定稿工作,倡导设立空军政工研究室,创办了《人民空军》杂志,后改为《空军报》,为总结、宣传空军建设经验和成果提供了条件。

1957年,空军与防空军合并,王辉球仍任政治部主任,1959年初,到广州出席全军政工会议,会后顺路回到阔别30多年的万安老家,住了3天。

1960年3月,经周恩来总理任命王辉球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64年7月,免去政治部主任职务。至此,王辉球是空军历史上任政治部主任时间最长的一位。

1965年9月,刚从基层返回北京的王辉球,主动报名,带领空政干部到湖南2个条件最艰苦的县,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空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辉球坚持不随便表态,像以往历次运动一样,坚信党中央,坚信毛主席,坚持做到上下一致,同时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工作,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全力维持空军的稳定,以保证防空作战和空中防线的巩固。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1968年9月21日,中央军委任命王辉球为空军政委,副参谋长梁璞担任空司参谋长。

1969年,王辉球当选为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王辉球签署了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司作战部副部长的命令。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周宇驰找来,吴法宪对王飞、周宇驰说:“今后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可以由林立果同志指挥、调动”。吴法宪把党对空军的绝对领导权拱手交给了林立果。吴法宪还对空军政委王辉球说:“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林副主席。”

1970年6月下旬,吴法宪对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

“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

庐山会议的时候,8月24日傍晚,吴法宪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1971年9月12日晚,林彪乘坐的飞机起飞后,王辉球被召至空军值班室。

9月16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到空军指导工作,并成立由曹里怀副司令员牵头,王辉球政委、邝任农副司令员、薛少卿副司令员和梁璞参谋长等组成的空军五人领导小组,主持空军工作,空军军以下部队由所在大军区负责领导。

林彪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事件不久,为了弄清林彪外逃之谜,1971年9月13日上午,李德生顾不上休息,在空军党委会议室,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人在一起,回顾这几个小时的一连串事件。李德生说,请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三叉戟飞机不经过正常手续,居然能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北戴河;总理追查的时候,竟然没有人知道。李德生问曹里怀副司令员:“你是值班首长,知道不知道呢?”曹里怀连声说:“我24小时在指挥室,确实没有接到任何报告。”

李德生问大家:“这么大的事,谁能够有权放飞?”大家分析了几个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可以直接向西郊机场发命令;副参谋长胡萍,因为他兼34师师长,可以直接向34师下令;也有1种可能,那就是林彪那里,因为这架飞机是林彪专用的。李德生确定,要把几个方面的线索,1个1个地查下去,特别是胡萍那里,无论是吴法宪,或是林彪,派飞机的时候,要避开胡萍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指定可靠的人负责,既要迅速,又要保密。后来,经过请示周恩来,由总政治部派出工作组进驻34师,负责查明情况。

当天下午,李德生又和王辉球、曹里怀商量,在个别调查的同时,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清查工作。李德生认为,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点消息不走漏,与其让小道消息传播,不如向群众讲清可以讲明的事情,这就有可能揭发出更多的线索。周恩来同意了他的意见。

他们决定,召开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3大部门负责人会议,讲清空军有两架飞机出了大事,宣布空军机关处于紧急战备状态,所有人员到办公室待命,不得外出,不经请示不得对外联系。加强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以部门为单位,实行部门首长集体负责制,组织学习。同时按级负责,弄清这几天每个人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求大家积极参加学习,有什么重要情况和问题,可以在正式会议上反映,也可以个别汇报。在普遍布置的同时,重点掌握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作战部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动态。

 1971年9月24日,吴法宪被捕的晚上,空军政委王辉球找陈绥圻谈话,要她与吴法宪划清界限,交代问题。陈绥圻自知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可是有些事情说不清楚。所以九一三事件后几天,陈绥圻首先想到要烧掉与林彪、叶群有关的东西,包括林、叶讲话的纪录本,林家送的条幅等。

1971年11月30日,空军成立陈绥圻专案组,把陈绥圻和吴法宪最小的2个女儿巴璀、梦璀搬到1个破旧的小楼里,不久,又把她和2个女儿分开。陈绥圻被送到空军学院学习班,牢房八平方米,6个女看守24小时在床边监视,每分每秒的行动,甚至上厕所、打呼噜、翻身也要记录在案。因窗户封死,白天晚上都开着灯,时间一长,陈绥圻的眼睛逐渐看不清了。1972年,经请示才打开一扇窗子。在这座地牢里,陈绥圻关了七年。

1973年到1975年,王辉球被任命为沈阳军区政治委员,1976年,改任军区顾问组副组长,退居二线。1978年2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1年离职休养,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2003年9月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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