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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空12军军长解耀宗回忆录  

2017-04-24 10:44: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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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空12军军长解耀宗回忆录

(2014-04-23 08: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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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长城抗战

戎马倥偬军旅情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空军第12军军长解耀宗回忆录

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发生。1971年9月解耀宗被审查。这位国庆受阅空中指挥员,45岁的军长被关押审查十余年。1982年初恢复党籍、军籍、干籍,退休交地方安置。

    1926年6月,我出生在三河县白家庄一个下中农家庭。因曾祖父是清代的秀才,祖父在邻村小崔各庄教私塾,所以,我家在三庄五里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书香门弟”,一提起白庄子“西学房”都知道是我们解家。我儿时随祖父读过三年私塾,功课之余,祖父经常给我讲“四书”,因此,我自小便粗识一些治国安邦的道理。少时,在家务农,15岁那年,由堂兄引见到北京前门外“庆頣堂”中药店当学徒。因不堪学徒那种奴隶式生活,不久便回家务农。

投身革命

    冀东大暴动之后,日本侵略者强化治安,更加疯狂地对冀东地区进行烧杀抢掠,致使千村荒芜,哀鸿遍野。小罗庄一位姑娘惨遭夏垫据点两个日军凌辱,愤怒的乡亲们用锄头、木棒打死了一个日军,另一个逃回夏垫,纠集据点里的日军对小罗庄进行报复,抢杀后,放火烧了村庄。逃出来乡亲们的哭诉,深深地触动了我。祖父曾经讲过: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有难岂能苟活于乱世!于是,我下决心投奔八路军杀敌报国。1943年6月,我在五福庄找到了一支几十人的游击队。我随游击队为山里主力部队运粮食、破坏公路、割断敌人电话线,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虽然离我期望中和敌人面对面、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相差很远,但想到能为抗日做贡献,我也就安心留了下来。入伍一个月左右,我父亲找到部队,说我是“一门两不绝”的独子(父亲哥俩,伯父无子),希望我回家。部队领导听了这种情况同意我离开队伍。区里的王志平助理找我谈话说:“你可以回去,自己决定吧。”我当即表态:“不回去,坚决抗日到底。”王助理听了很高兴连说“好!”。

    1944年,我从游击队调到二区队,终于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因为念过几年书,区队领导把我留在队部当通信兵,并任通信班的学习组长。一天,我看到了一本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这是我受到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通过这本小册子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党是怎样的政党,使我萌动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当时,我十分羡慕班里的党员,他们不仅能过组织生活直接受党教导,而且在老百姓眼中只有最优秀的八路军才能是党员,能加入党组织是一件无限荣光的事情。于是,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宿营时,主动召开房东座谈会,宣传抗日主张,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战斗中,哪里最激烈,我就抢着到哪里去传达命令。我的一言一行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注。区队政治处组织干事国旺利用行军时间找我谈话,他不但给我讲了许多党的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谈了党组织准备吸收我入党的问题。不久,我调到区队二连当文书,由二连指导员吴祝三、副连长韩斌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宣誓的那一刻起,我更加坚定了为党和人民奉献终身的决心,当时我18岁。

战斗历险

    1944年夏初,我军决定在农历五月初三那天拔掉杨镇东北边的一个日伪据点。当时的部署是十三团负责主攻,二区队负责打援,即截击杨镇据点前来增援的敌人。二区队刚进入阵地不久,据点的敌人就蜂拥而至。狡猾的日军让伪军打头阵,他们在后边,这样既可以督战,又能在我军和伪军拼杀后发起第二轮攻击。伪军的战斗力很差,二区队一阵猛打猛冲,便把伪军打垮。当时我到前沿阵地传达命令,传达完后就随部队冲了上去。看到一个伪军卫兵和一个司号兵正守着一个头部重伤的伪军联队长(相当于团长),便冲过去用“三八大盖”抵住他们,让他们交出武器。那个联队长拒不交枪,旁边的卫兵就劝他:“还是交枪吧,八路军不杀俘虏。”伪联队长看大事已去,只得把手枪交了出来。这时,日军的大部队冲了过来,子弹横飞。一颗子弹把我枪上的托弹板打坏了,另一颗子弹打在我挂在腰间的刺刀上。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危险了,如果日军的枪法再准一点,我就算“报销”了。当时我没有觉得害怕,只顾心疼我那支九成新的“三八大盖”,在我军武器缺乏的情况下,能用上这样一支枪对一个战士来说是十分幸福的事情。嘴里骂道:“小日本,要打你打我,打我枪干什么。”我命令那两个伪军拖起他们的长官往我方阵地撤,那两个伪军只顾自己逃命,跑了一半,就把伪联队长扔了。有了刚才挨枪的教训我便按照“七步法”向阵地撤退。所谓七步法就是“从举枪瞄准到射击要七秒钟时间,在七秒钟时间之内可以跑七步,听到枪响后,迅速起身跑七步,然后卧倒,等枪响后再跑七步。就这样,我押着两个俘虏回到阵地。13团拔掉日伪军据点后,我军转移到平谷县赵各庄、岳各庄两个村。进村不久,便遭到日军合围。虽然我军英勇作战,一度打掉了日伪军的先头部队,可在敌众我寡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一直苦战到深夜12点左右才成功突围,进入到盘山根据地。

    后来,我所在二区队和五区队合并为冀热辽军区16团,我调到团部当文书。1945年,16团挺进东北,活跃在长城内外。日军投降后,解放战争开始,我随部队参加了攻打顺义、蓟县、宝坁、香河的战斗,对于那些拒不投降的敌人给予了坚决打击,直至冀东西部的几个县城悉数解放。经过战争硝烟的洗礼,我从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成长为一名连级干部。

以少胜多

    1946年初,经我再三请求,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艾苹同意,我由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调到顺义支队任二连指导员,回到了我渴望的战斗部队。顺义支队,活跃在顺义、密云、怀柔、通县、三河一带。由于部队战斗作风强悍,打了不少硬仗、胜仗,令敌人闻风丧胆,在其活跃地区广为流传着“不怕旅、不怕团,就怕瞎于两个连”的说法。“瞎于”指的是顺义支队队长于泽春,因为他眼睛不好,敌人恨他,就叫他“瞎于”,我任职的二连就是“瞎于”两个连中的一个,连长叫郝秀林。

    1947年春,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伙同100多人的“伙会”(当时对地主武装的称呼)从顺义县城出来,通过潮白河上的丰碑大桥窜到河东为非作歹。他们可能是恐慌,过了桥便开始乱打枪为自己壮胆。敌军最前边的队列是地主武装“伙会”,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随后是国民党军一个连,最后才是大队人马。敌人是突然挺进,事先我们并不知晓,情急之下,我带领一个排压了上去,连长郝秀林带两个排从两翼迅速包抄,“伙会”被打跨后,敌人后续一个连刚到村边立足未稳,我们一个猛冲,便消灭了一个排,缴获一挺机枪和数十条步枪。剩下的敌人彻底乱了阵营,拼命往回跑。后边的大部队不知道前边什么情况,以为撞上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也掉头就跑。此次战斗,我们以一个连的兵力,以最小代价,打败了数倍于我的敌人。这次能够以少胜多主要是战士们勇敢和勇猛,这与我平时对战士们的教育和训练有直接关系。在平时作思想工作时,我把在军区学到的党的建设和支部工作等理论知识有机地融入具体实践中,让战士们深刻懂得我们为何而战,应该怎么样去战,因此即使是仓促应战也不用做思想动员,战士们打起仗来勇往直前。在既定战术训练时我严格按照“三三制”战术作战方式来训练。即1个连有3个排,1个排有3个班,每个班每3人编成1个战斗组,就是在没有任何准备下作战,部队各个战斗单位都能按部就班,在短时间内找准自己的战斗位置,既可以各自为战,也能彼此呼应成为一体。

    此次战斗后不久,我被调往独立13团任二营教导员。当时,国民党军队疯狂进攻我冀东解放区。是年麦秋季节,我团计划在三河附近伏击国民党军,以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一日拂晓,我营进入定福庄附近的伏击阵地后,左等右等敌人就是不出来。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我和营长吴玉亭商量组织精干小分队去打通唐公路(通县-唐山)上的国民党运输队。营长同意后,我带两人在东,五连长郭振亚带二人在西,三河出来运输队我来打,郭振亚负责支援;北京来的运输队郭振亚来打,我负责支援。我让两名战士埋伏在路边的庄稼地里,我打扮成农民模样在路上自东向西慢慢行走。时间不长从三河方向开来一辆国民党军队运输车。坐在车外的押车敌军发现我说“站住!”,听到敌人叫喊我连忙掏出枪转身朝敌人就是两枪,埋伏在庄稼地里战士也立即向敌人射击。押车敌人不知我方有多少人,跳车就跑,我们边打边喊造声势,赶跑了押车的敌军,俘虏了敌司机。我即刻命令敌司机把车开往我营驻地。此次战斗仅用几分钟,我方无一伤亡,缴获满载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军车1部,生俘敌军1人。

勇拔据点

    位于三河县城西6华里的定福庄紧靠通唐公路,是北京、通州通往唐山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显要,国民党军队在定福庄北、通唐公路南修了一个据点,以挟持此地。据点内驻有国民党军100多人,武器装备精良。据点四周修有碉堡,碉堡外是1丈多宽,3米多深的壕沟,壕沟外架有铁丝网,铁丝网外的地上钉有刮尖的木桩。唯一的出口是据点北面临近通唐公路壕沟上的吊桥,桥头敌人用沙袋堆有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1947年秋,上级命令我营拔掉定福庄据点,侦察完敌情后,我和营长吴玉亭商定,采用“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一点,我带一个20多人的突击队在北面主攻,夺取吊桥,为部队打开通道;两面,西面和南面佯攻;三三制,两面佯攻的同时,营长指挥所有的轻重武器从正面掩护突击队。在对敌人政治攻势无效后,深夜12点,营长一声令下,全营对敌人发起了总攻。全营所有轻重武器一齐向敌人开火,压制了敌人火力。我率突击队迅速摸到敌人的壕沟边上,命令突击队员把手榴弹准备好,一齐投向敌军阵地,趁着爆炸浓烟,突击队跃过壕沟冲向敌人前沿阵地。敌人火力十分猛烈,突击队经过血战攻占了敌阵地,但牺牲了20余人,只有3名同志幸存,其中一名班长叫甘永年。突击队放下吊桥,四连副指导员率后续部队冲了上来,迅速占领碉堡。此次战斗,全歼守敌10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100多件,班长甘永年立大功。

参加阅兵

    1949年5月4日,6架美制国民党B-24轰炸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来自空中的威胁让党中央和毛主席强烈感觉到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已迫在眉睫。是年中秋节前后,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67军调往北京南苑空军机械大队六队(干部大队)补习文化。南苑机械大队奉命解散后,令我带六队一部分人员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锦州第三航空学校。我体检合格后被编入飞行大队学习飞行。当时我的飞行教员是苏联人叫札哈洛夫,助理教员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帮荣。1950年底,我从锦州航校毕业,分配到驻扎在江苏徐州的解放军空军第11师冲击机大队一大队任大队长,后调往吉林歼击机第9师任27团大队长。

    1951年8月,我接到了去北京参加国庆大阅兵的任务。能够参加国庆大阅兵,接受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一件事。九师师长何济林对我深切地说:“参加国庆检阅是振我国威,振我军威的一项艰巨又光荣任务。”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当时,我们正在苏联教官帮助下在黑龙江、吉林两个机场进行飞行训练,我们的飞行时间仅有200个小时左右。参加国庆阅兵的第一个难题是从吉林、黑龙江转场北京西部的涿县机场,航程有1000余公里,中途还要在长春、开原、锦州落地3次。我作为大队长,从吉林孤店子机场带一个中队与从黑龙江起飞的两个中队在长春机场会合,经过两天飞行准备工作后飞往锦州机场。因为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航线,为了安全起见,从锦州机场起,上级专门派了一架运输机给我们领航,机长叫杨扶贞。因为是去参加国庆大阅兵,大家非常兴奋,一路上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我们飞行训练时间短,怕长途飞行出现意外,于是我在上飞机前命令飞行员没有特殊情况不要通话。起飞后因座舱内飞行图囊把我飞行帽的通话插头碰掉了,无法与领航机联系。战斗机速度快,我大队飞机冲到领航机前面,我是带队长机,即刻决定按预定航线由我领航带领机群飞往涿县,我们安全降落后领航机才到涿县机场上空。

    我们大队到达涿县机场后,编入空军第2师4团进行统一检阅训练,团长是徐兆文,政委是陈舒怀。参加国庆检阅,训练的主要内容:一是检阅机群的会合,二是检阅编阵队形,三是检阅机群飞行数据。整个检阅机群上百架飞机,一定要准时在500米空中以大队为单位结成检阅队形。如果早到一点,领队机要减速,后面的飞机随着减速,机群大,尾流也大,后边的飞机不好操作。组成检阅队形的每个梯队由1个大队9架飞机组成。每3架飞机为1组,按“人”字排列,整大队呈“品”字排列。当时,检阅机群总领机长是吴凯师长,驾驶一架轰炸机在最前边。我们大队为第三梯队,我作为第三梯队的长机,即要和前边梯队保持规定距离和同一航线,又要保持好我们这一梯队的整体队形。飞行训练大约进行了1个月左右,我们检阅机群每天飞到京东三河县上空集合,按检阅队形编队进入通县,然后解散飞回各自机场,各飞行大队长机下午再通过天安门一次,飞到卢沟桥后解散,返回驻地。每一次试飞回来,我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和大家交流试飞体会,一起细心揣摩每一个动作,反复推敲每一个环节,耐心研究出现偏差的解决办法,以保证这次任务的胜利完成。

    10月1日终于到了。空军给检阅飞行员规定很严格的纪律,通过天安门广场时飞行员操纵好飞机,保持好队形,不能向下看。我是带队长机,可以向左向右检查队形,我的余光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的猎猎红旗和数十万群众挥舞着旗帜和帽子。我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带领我的梯队,顺利通过了天安门上空。飞到卢沟桥后如释重负,我在飞机上高兴的喊了声:“乌拉!”(俄语中万岁的意思),光荣地完成了检阅任务。

    检阅任务完成后,军委在北京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露天鸡尾酒会,大队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参加。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先后来到怀仁堂,毛主席最后到时会场沸腾起来,大家高喊:“毛主席万岁。”嗓子都喊哑了,手都拍痛了。宴会上毛主席居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中央首长分居左右。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带领我们向毛主席敬酒。我距离毛主席大约3米左右,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宴会结束后,中央领导在怀仁堂招待我们看京剧:由梅兰芳父子出演的《白蛇传》,由李少春、叶盛章出演的《三岔口》。此次受阅大队长以上干部每人奖励1块金表。受阅之后我带队安全返回东北机场,不久接到命令到上海进行夜航训练。

转战南北

    1952年,我所在的空军歼击机9师27团奉命准备入朝作战,进驻朝鲜镇南浦机场,后勤部队已先期进入,解放军领章帽徽都已经更换,飞行航线也已制定好,一声令下就可以入朝参战。后来中央命令我们暂不入朝,与高炮团、探照灯团协同作战,保卫东北电力枢纽小丰满水电站,这个任务直到朝鲜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才结束。之后27团调往吉林东丰机场,这期间我任空9师27团副团长、团长。1954年5月,奉中央军委命令,我调往中南空军26师任副师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中校军衔,同时荣获三级抗日勋章一枚、三级解放勋章一枚。1958年,我任空军26师师长。1959年空军26师与空军12师换防,进驻汕头机场,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空军进行擦边与反擦边的斗争。当时,国民党空军经常从台湾起飞,在粤闽边沿地区侵入海岸线进行骚扰。我空军得到情报后立即起飞,对敌机进行跟踪,如果其机窜入内地,我空军就会立即进行攻击。半年左右后,26师奉军委命令进入云南。次年由某师与26师换防,我师转场遂溪,重归广州空军建制。1963年我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学习,1964年调广州军区空军军事训练部任部长,1968年任空军兴宁指挥所主任。1969年任空军第12军军长,主要担负广东东部领空防务任务。在转战南北的岁月中,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为总理护航。1954年6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参加完日内瓦会议回到广州,立即安排与越共中央领袖胡志明的会晤,会谈地点在南宁。周总理考虑到南宁距离中越边境太近,人口众多,保密难度大,提议会址北移。遵照他的意见,这次会晤地点改在柳州,总理乘专机从广州来柳州。此次会晤中方代表是周总理、乔冠华和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越方是胡志明等人。陪同周总理专机的是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曹里怀、专机机长胡萍。领导决定由26师负责专机的安全,我师决定起飞两架战机直接护航,当时我任26师副师长,负责地面指挥。为了保障总理的专机安全,我不时和专机机长及护航飞行员联系,通报信息,了解情况,不放过丝毫细节。专机准备着陆时,我命令护航战机在机场上空巡逻,等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护航战机才可落地。走出专机,总理在百忙中检阅了26师排以上干部。这是26师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已记入26师军史,总理检阅后,正值用餐时间,就请总理在师空勤食堂就餐,师政委彭由和我陪同。总理谈话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我们无拘无束。饭后总理乘车去往柳州与胡志明会谈。

    第二件事是拦截国民党空军飞机来昆明侦查骚扰。空军26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进驻云南昆明的飞行部队,昆明军区很重视,军区政治部胡主任亲自带着文工团敲锣打鼓到机场欢迎飞行人员,司令员秦基伟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和宴会,欢迎新中国第一支进驻云南的空军部队。大约半年后,国民党空军飞机来昆明侦查骚扰,我当即命令师独立大队大队长欧阳志起飞拦截。欧阳志在雷达引导下尾随敌机,用机上雷达锁定目标后便开炮攻击。由于欧阳志射击不够猛烈,未将敌机打掉。但这次战斗组织较好,空军副司令员张廷发表扬了这次战斗,说:“打得不错。”

经历文革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也遭到了冲击。我坦诚、简单地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汇报一下我与九一三事件有牵连的问题:我和九一三事件中的某些人认识和有工作关系。1970年8月,空军在北京召开“三代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宣传学习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报告。空军党委称此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并要求全空军学习。广州军区空军党委按照指示在全区空军部队开展学习活动,我们军也按照要求积极参加。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由此引发了问题,作为一军之长我有责任,也因此先后被审查了十年之久。但我毫无怨言,坚信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有错必纠,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只是遗憾在这10年中没为党做一点工作,没为我钟爱的空军事业做一点贡献。我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是一个17岁参加八路军的农村娃,一步一步成长为我军的一名高级干部,我从来也不会反对我们的党。对于党内个别人的反党用心和罪恶活动,我不知情更没有参与。最后中央拨乱反正,撤销对我的审查,还了我清白,并于1982年初恢复了我的党籍、军籍、干籍,现定居广州干休所安度晚年。

    回首往昔,从17岁参军,到今天我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至今我仍坚持一条原则:相信党,永远做一名合格的战士,跟着党革命到底,无怨无悔。

 

    解耀宗,1926年6月生,河北三河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6月参加游击队。1944年任八路军2区队通信兵、通信班学习组长,区队2连文书,冀热辽军区16团文书。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1946年初任顺义支队2连指导员。1947年春任独立13团2营教导员。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7军营教导员。1949年秋在北京南苑空军机械大队6队(干部大队)补习文化,在空军锦州第3航空学校飞行大队学习飞行。1950年底毕业,任空军第11师冲击机大队1大队大队长,吉林歼击机第9师27团大队长。1952年任空9师27团副团长、团长。1954年5月任中南空军26师副师长。1958年任空军26师师长。1963年在解放军空军学院学习。1964年任广州军区空军军事训练部部长。1968年5月任空军兴宁指挥所主任。1969年6月任空军第12军军长。

    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获3级解放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2005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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