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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高楼下,高龄农民工老徐的最后一搏 | 长报道  

2017-04-29 09:13: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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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一高楼下,高龄农民工老徐的最后一搏 | 长报道

北京第一高楼下,高龄农民工老徐的最后一搏 | 长报道 - 展广植 - 展广植的博客博客天下<更多内容2017-04-28 1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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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岁的徐向荣是中国5000万高龄农民工中的一个。 他因病返乡背后,是中国又一代农民工集体谢幕。

文 ? 张婷

编辑 ? 卜昌炯

来自湖北农村的空巢男人徐向荣,54岁这年成了一名“北漂”——在北京CBD一家建筑工地做钢筋工。

他想趁着身体尚未完全被掏空,还有一些力气,出门“挣点小钱”。年轻的时候,他为家庭活、为子女活;现在,他主要为两个长年在外打工的儿子活。

徐向荣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死于自杀,第二任妻子两年前病逝。她们各留下了一个儿子,大的29岁,小的23岁,都还没有成家。

和他这些年从事的工作一样,徐向荣的人生履历主要由灰色构成。早些年,孩子们尚小时,他嗜酒、滥赌,到处跟人瞎混,一度在监狱待了两年。后来,他到煤矿打工,奔波于河南焦作和山西太原两地。虽然工作辛苦、危险,但来钱快。等年纪更大一点儿,人们开始叫他老徐时,他回到了家乡十堰的建筑工地上。

他幻想着高大上的首都北京会成为自己晚年生涯里的一抹亮色。老乡陈八千是他的一个参照。陈八千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十多年,靠着多年的打工积蓄,在十堰市区买了房子,由此成了城里人。

徐向荣想好了开头,却未猜中结局。他的“北京梦”刚刚开始,旋即就被一场疾病打败。为此,他不得不踏上回家的列车。

实际上,他的北京故事即使不终止于身体的不支,也有可能终止于北京一些建筑工地上不成文的规定——55岁是临界点,超过这个年龄,很多工种都被限制从事,要么做一些简单的打杂工作,要么被辞退。

遭遇这种困境的不只徐向荣,由于年龄问题,大量临近或超过55岁的农民工,开始陆续返乡。这也是中国又一代农民工的集体谢幕。

徐向荣动身前往北京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简单地想再搏一把。

从38层开始的“北京梦”

徐向荣没赶上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的建设。规划高度为528米的中国尊位于北京CBD地区,邻近央视“大裤衩”和过去的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预计2017年7月结构封顶(4月28日凌晨建筑高度已突破500米)。

老徐所在的湖北这家劳务公司主要负责土建,老板接下了CBD地区3个工地上的部分工程——除了中国尊,另两处分属泰康人寿和正大集团。他抵达北京时,建筑队已转到了正大集团的项目上:北楼基本封顶,南楼建到了38层。

老徐的工作从南楼38层开始,被分配的任务是“绑钢筋”。相对于各种搬运工作而言,这算不上特别重的活儿,也算不上技术活儿,不需要专业的资格考试。他之前没有做过类似工作,但在陈八千的现场教学下,上手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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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八千的手机里存着几张他们的工作照:脚下堆着各型钢筋,折起来的,直的,长的,短的,头顶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他们把钢筋立出柱子的形状,然后用手上绑钢筋的套子一点点把它们圈绑起来;套子又长又重,他们拿着套子在柱子四周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一天弯腰上下很多次”。

44岁的陈八千是老徐在十堰工地上认识的“大哥”的弟弟。“大哥”跟老徐同岁,少年时得了中耳炎,没治好,落下病根儿,不戴助听器没法跟人正常沟通。前些年,“大哥”主要在十堰的建筑工地上干活,近两年陈八千把他带在身边,一为方便照应,二来“是个伴儿”——父母去世得早,兄弟两人相依为命长大,感情很深。

在陈八千眼里,老徐干活儿麻利,不比年轻人弱。老徐其实是力不从心的,“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

早年外出打工前,徐向荣曾很认真地想要干一番事业。第一个妻子会裁缝手艺,他就琢磨着开家缝纫店。意外的是,孩子刚生下来半年,妻子就自杀了。

老徐家在上世纪80年代投资过鱼塘,不怎么成功,最后还欠了信用社一千多块钱。老徐成家后,父亲给他分了600元的债务。那时他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元。为此,妻子跟父亲闹了别扭。老徐分析,这可能是妻子自杀的导火索。“她脾气怪,我怕得很,但是是同学,感情好。”至今他都无法确定妻子的死因。

第一任妻子死后,老徐喝酒、打牌,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儿子6岁时,他迎来第二段姻缘,第二任妻子小他12岁。婚后,他老实了一阵,但没多久,就又开始玩牌,“输赢多少都无所谓,心情不好,就一醉方休”。

常跟社会上的人厮混,他为自己招来了一场牢狱之灾。对于这段往事,他有些羞于提及,一句“做人有点轻浮”匆匆带过。他还记得妻子指着自己骂:“你个没脑壳儿的。”

从狱里出来,老徐在河南焦作和山西太原的煤矿待过几年,“在那里开煤车”,把煤从地下运到地面。“后来国家不让开采了,干久了对身体有害,对生命也有威胁,白天出去晚上不一定能回来。”加上煤矿开采成为夕阳产业,他回到了老家。

“他有点怀念在煤矿的日子,那时他还年轻,“一天下来,不觉得怎么累,现在不行了”。偶尔他还把妻子和孩子带在身边,下工回家能吃上现成的饭。

”提起第二任妻子,老徐全是赞美。“我那媳妇儿真的好得很,不管认识不认识,为人处世好得很,也聪明,看电视,我们看不懂,人家看得懂。”

2015年妻子生病后,他把她送到了十堰最好的医院,“没救回来”。直到现在,想起她,老徐仍会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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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这两段“失控”的婚姻来说,外出打工成了老徐生活中为数不多可以自我掌控的事情,比如2017年年初他决定来到北京。

但随着年龄渐长,他开始发现,身体似乎也在失去控制,稍微重一点的体力活,明显吃不消。

“我们在这儿,太低了”

CBD的高楼是向上盖的,但老徐说自己的人生是向下的。曾经,他自己是这种下坠的力量之一。后来,他企图通过打工的方式,调转生活的走向,但效果并不明显。

54岁的这次远行,是他的又一次努力。

见到老徐,是在3月底的一天傍晚。他们的集体宿舍在顺义,离首都机场不远,一街之隔是京旺家园小区,那边是红顶高楼,这边是蓝顶白皮的临时集成房屋。宿舍空间不大,放了5张上下铺,但只住了7个人。可能跟大家行李比较少有关,地面空间绰绰有余,放张桌子,吃饭、打牌一起搞定。聊完天后,陈八千拉着他和大哥一块出来喝酒。酒是老徐在小卖部里买的,一瓶500毫升的牛栏山二锅头。由于老家人晚上爱吃面,他们特意找了一家面馆——尽管老徐总觉得北京这边的面不如老家的好吃,“家里的面都是新粮做的”。

面馆不大,挨挨挤挤放了4张桌子,却是他们近期走进的最好的一家餐馆。平时,他们要么吃食堂,要么在路边摊吃6块钱一盘的饺子。

“来之前不知道他们干这么重的活儿。”老徐又强调了一遍工作的不轻松。他给陈八千、大哥把酒倒上,又倒了一杯给自己。他的眉头有一道明显的红色划痕,“搬钢筋的时候,力气使大了,哐当一弹,蹭的”。

老徐爱喝白酒。年轻时,他借酒寻欢;现在,他借酒解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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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国贸的楼很高大,提起时有些骄傲:“你去过那边吗?”只是他并未花心思去刻意感受北京的繁华,更多时候,他穿梭于尘土扑扑的工地上,或者待在逼仄的宿舍里睡觉、在手机上看剧。

小区里有免费网络,陈八千给他下了54集的电视剧《咱家》,给自己下了农村题材的《家有大姐》。

从他们的住地到建筑工地,看起来挺远,但因为错过了早高峰,路上并不耽误时间——他们的大巴车早上5点20分准时发车,通常6点不到就到了工地。

早上的工地口很热闹,早餐车蜂拥而至,卖二手衣服鞋子的摊位也早就铺好。老徐爱买点粥当早餐,吃完休息会儿,6点半赶到岗位。随后的12小时,是他和各种不同形状、重量的钢筋打交道的时间。

似乎有一群人,一直在追着为他们服务。赶完工人们的早高峰后,下午5点,这些人又开始出现在工人的生活区,仍旧以贩卖各种旧衣服旧鞋子为主,大多数物品不超过10元。

陈八千想得比较多。“这些人就是觉得我们会买。”他有一种被看不起的感觉,“我们在这儿,太低了。能理解的,就说辛苦。不理解的,就说穿得脏兮兮的......被看得太低了。”

可能也因为这,他和老徐都特别注意,从不穿脏衣服上街,公众场所尽量保持体面、干净。

疾病

徐向荣两年多前认识的陈八千。原本2016年年初他就打算到北京的,票都买好了,临上车前打电话说去不了,让陈八千帮忙退票。第二任妻子的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去年一年他都在家歇着,缓和情绪。

2017年,他却一反常态地坚决。新年刚过,就从乡下老家乘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赶到市里,敲开了陈八千家的门,说“无论如何我要跟着你去”。

这是老徐第一次正式到北京,之前他只是在北京西站转过车。

年后正大集团工地上的活儿少,老徐等人常常干一段就休息三两天。闲暇时间,陈八千爱骑着小黄车上街溜达,老徐不爱出去,常窝在宿舍里。北京给老徐的最大感受是,市区很大、国贸很美,但也仅限于此,他没有任何想探索这座城市的冲动,理由是“去哪里不得花钱”。他甚至没有去过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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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老徐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咳嗽不停,不得已请了好几天假。起初,他以为是自己常一身大汗站在38层的通风口工作引发的着凉感冒,没太在意,觉得打几天针就好了。谁知病情越来越严重,到4月9日这天,喘气都很困难。他赶紧打电话给陈八千,让陈八千送自己到医院。在地坛医院做完检查,医生告诉他不是感冒,是肺积水,情况凶险,得住院。

听闻结果,老徐和陈八千都吓了一跳。老徐没有北京医保。陈八千替他算了一笔账,他到北京工作这段时间,扣除每月发放的生活费,到手工资大约三四千块钱,就算能提前拿到手,可能也不够住院的费用——入院第一天,光检查费,他就花了1000多元。

一番斟酌后,老徐决定回家治疗,走医保。为了省钱,在陈八千的建议下,老徐稍微感觉好点就办了出院手续,“回社区医院打针”。

4月13日,提着行李箱的老徐在北京西站见到了来接他回家的小儿子。那天到火车站的交通,也是陈八千为他规划的最省钱的路线:一大早坐工地班车到国贸,再坐9路公交车去西站。

陈八千有些奇怪,明明是老徐在襄阳搞安装的大儿子离北京更近,怎么来的却是在四川卖大货车的小儿子?他心里嘀咕着,电话也是小儿子来得多,没怎么听说大儿子的情况。可别人的家事他不好多嘴。老徐护崽,只轻飘飘地解释说,“他(大儿子)请不了假”。

回家

算下来,老徐在北京待了不到两个月。

他是进入陈八千的公司后,才知道北京的工地上有55岁的年龄限制的。国贸附近的几个工地,也都把工人的招聘年龄卡在了55岁以下。

对于这些,他并不在意,“能干一天是一天”。工地上,像他这样年纪的甚至比他更大的也不是没有。他们是一个数量巨大的高龄农民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50岁以上占比17.9%,达到4967万人。

高龄农民工人数加剧的原因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减少延迟了他们的退休。农民工不再像之前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永不枯竭的资源。

老徐是近5000万高龄农民工里的普通一个。他和他的同伴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里摩天大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他们的力气逐渐被消耗殆尽,身体也因为衰老而开始萎缩、变矮,最终或主动或被动踏上返乡之途。

老徐离开之后,陈八千一直在休息。他也想过回家,但这边的工程什么时候彻底结束,老板迟迟不给消息,听说下一个工地还没有着落。

自2004年来到北京,陈八千参与过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南站、中国尊等地标建筑的建设。对于这座城市,他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但这里似乎从来都不属于他,他也从没想过在这座城市扎根、生存。

好几次,他产生了回家后不再来的冲动。儿子大了,有时候也会问,“爸爸今年能不能不出去”。但真要留在家乡,他又觉得没有什么可做。他老家属丹江口水库库区,种地对水质有影响,早己退耕还林,回家务农也不现实。为孩子上学考虑,2009年他在十堰市区买了一套期房,结果开发商拿到钱后,转眼就把地皮卖给了下家。后来,房子没盖起来,开发商因为诈骗,至今在牢里关着。他的10万元首付也还没有要回。

这让他第二次买房时长了个心眼,特意挑了现房。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差不多耗尽他在外打工的所有积蓄。

“说实话,在外边工地上,就是来钱快,平常一个月三四千、五六千,比家里高一两千。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干活儿。”他坦陈,钱才是自己这些年外出打工的最大动力。

几天前,他接到了老徐的电话,说新的检查结果是“肺炎和胸膜炎”,无大碍,住上十来天院就好了。

老徐回家时只带走了衣物,新买的棉被和洗漱的杯子都还留在宿舍。陈八千不知道,老徐病好后,会不会回来——他离55周岁还有一段时间,也没提是否就此接受最后一搏的失败。

(徐向荣、陈八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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